19世纪以前的中西贸易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那就是极大的贸易顺差导致西方的金银大量的流入中国。
贸易顺差
清政府时期的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外国货船来中国的时候，不像郑和下西洋带一整船的丝绸瓷器等物品，由于东方的中国对西方商品需求不大，大部分时间他们必须满载金银，然后交易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然后运到西方出售。
当时的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扩大生产的需要使得他们对于金银的需求旺盛，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削尖了脑袋想着往自己的国家捞钱，向别的国家倾销货物。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从事对华贸易的洋商在长期的交易中逐渐发现鸦片着实是上等的交易品，可以赚取大量的中国金银，于是以英国为首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然后带到中国来销售。
鸦片贸易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乾隆初年一年的输入量在400箱上下，但是乾隆帝禁止内地商人经营鸦片贸易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到了嘉庆初年的时候，贸易量已经来到了约4000箱上下，增长了十倍。
鉴于鸦片贸易如野草般靡生的事实，嘉庆皇帝也有禁止输入鸦片的禁令，但由于吏治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查禁措施多停留在了表面，鸦片贸易蔚然成风。
成箱的鸦片烟
道光帝对于鸦片的危害应该是认识最深刻的，因为经过前面二帝的发展，到了道光时期鸦片已经不是要不要禁的问题，而是不得不禁的问题。
在道光帝继位之初1821年，每年的鸦片输入大概在5000箱左右，到了道光十五年的时候，输入量陡增到三万余箱，货值在一千八百万两上下，清政府海关方面的顺差贸易逐渐转变为逆差，白花花的银子和黄灿灿的金子开始如决堤般外流。
全国上下开始意识到鸦片的危害，认为鸦片实在有损于国家社稷安危。
在当时的广东有这样一帮士绅，他们觉得鸦片只靠禁是绝对禁不了的，假如说出台严厉的禁烟令，反而会成为不法管理贪污腐败的口实，法令越严，则那些坏人越有可乘之机。
最好的办法就是外国人种植鸦片，我们也种，以此抵消洋利，逐渐拉低鸦片价格，让他们无钱可赚，这样一来洋商自然也就放弃鸦片贸易了。
这就是弛禁鸦片理论，不得不说这些在现当代看起来极其有道理的论道，用在鸦片贸易上顿觉得脑洞大开，更像是戏谑了。
吸食鸦片的人
然而，在道光十四、十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834到1835年之间，这一理论反而十分得势，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史，清钱塘（今杭州）人。）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
当然，许乃济的言论遭到了主禁派强烈谴责，这一派以黄爵滋和林则徐为代表，1838年（道光三十八年），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抚州宜黄县城人。官至礼、刑二部侍郎）给道光帝上了一封长折。
在他看来必须严禁鸦片，禁烟的关键在于禁吸，人们不吸了，鸦片贩子无利可图，自然而然可以达到禁烟的目的，这个理论有点像大家当下讨论的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既然不让骑电动车，为什么还要造呢？大概就是为了以禁骑达到禁造的目的吧！
在黄爵滋看来吸大烟的人都该处死，但也不是立刻治罪下狱处以极刑，而是希望道光帝能够颁布谕旨，比如说自今年今月今日起，到明年今月今日止，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给予一年的宽限期，在这一年当中能够戒除烟瘾者活，戒不掉者皆死。
黄爵滋还进一步解释了原来的律令为何达不到令行禁止目的，比如说查出吸食鸦片者，仅处以枷刑，不供出贩烟者则仅被杖责一百，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些都是罪不至死的活刑。
而断烟的痛苦，远大于枷刑和徒刑，因此吸食者宁愿吃罪于活刑，也补不肯承受断烟带来的活受罪。
假如以极刑论之，当然是杀头的痛苦大于断烟之痛，吸食者忌惮于死罪，宁愿在家犯烟瘾而死也不至于以身试法。
林则徐
当时道光帝也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贸然出台一项禁令，会不会出现诬告的可能，但是在黄爵滋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吸食鸦片者有瘾没瘾，只需要在大堂上过两遍熬不熬得住一目了然。
更何况假如真不吸食鸦片，纵使诬告也很难成立，况且百姓大多品性纯良，断不能出现诬告成风的现象，因此对吸食者处以重刑的办法是行的通的。
黄爵滋说的在情在理，道光帝听的入耳入神，便抄送给各省的督抚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关于这一层，黄爵滋想的美，道光帝也不傻，但是各省督抚对于禁烟嘴上不说，心里却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比如在他们看来吸食鸦片者只害自己，怎么就死罪了，反而是那些贩卖鸦片的人，危害大众，他们的罪过十倍于吸食鸦片者。
因此大多数督抚都将黄爵滋的奏折放置一边，有的人就说了广州是全国鸦片的总输入口，要禁烟就先在广州开始吧。
大部分的督抚选择不作为的同时，却有一个例外，这个人就是两广总督林则徐，他完全赞同黄爵滋的同意，并提出了更多看起来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黄爵滋、林则徐的鼓动下，道光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在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林则徐主动趟进了这潭浑水，道光帝便任命积极主动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
虎门销烟
林则徐在当时的政界口碑尚可，也肯任事，不少士大夫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自己也颇为自信，虽然不曾办过洋务，但经常说我自己的家世：“我家世代在东南沿海生活，对于你们洋人的伎俩，早就了然于胸！”
当时的士大夫大多数不敢触碰禁烟，说起来也往往是打哑迷，车轱辘话一顿说，只有私底下的时候，他们十分清醒的知道禁烟之难之复杂。
但是道光帝已经下令禁烟，而且任命了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这样的差事无论如何落不到他们头上，于是他们又开始敲起了边鼓，附和道光帝：“鸦片烟一定得禁，而且刻不容缓！”
把调门拔的高高的，曲意逢迎，始终与清廷特别是道光帝保持一致，甚至颇有声气相投，相见恨晚的感觉。这种欺上的不诚实行为着实是几千年来中国官场的陋习。
禁烟已经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使于完全做为内政处理，已经是剪不断理还乱，何况当时的英国也不希望禁烟，毕竟鸦片不但是英国扭转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神器，也是英殖民地印度的主要财政收入。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英国心心念念要教训一下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清政府，禁烟则给了英国口实，也成为压倒中英战和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行的战争作为当代中国人来说，自然都不陌生，这就是改变国运的鸦片战争，在英国人的字典里称作通商战争。
鸦片战争
在鸦片的问题上清帝国希望禁绝，而英方则希望保留，彼攻我守；但是在通商问题上我方极不情愿，英方则极力促进，我守彼攻，就战争发生的背景来说，鸦片战争是绝难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