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绥铭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性的背后是生命》，说的是：性，贯穿于人的终生，标志着生命的价值。现在有了全国18-61岁总人口的四次调查的统计数字，我就可以更详细地说一说“性的生命历程”啦。
但是首先必须说明：一切统计出来的平均数，都仅仅是为了知道全体中国人的整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绝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是这样的；更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向这些数字“看齐”，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下面这些数字就骄傲或者自卑。
1．性的春天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性发育（青春期）来得越来越早。从2000年到2015年的短短15年间，在18-29岁的总人口里，男人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提前0.6岁；女人的月经初潮则因为已经非常早了。所以只提前了0.2岁。
如果从代际差异来看，那么在2015年，那些50-61岁的男人是在平均18.1岁才开始首次遗精，比18-29岁的男人晚了2.4岁；50-61岁女人的月经初潮则是晚了1.4岁。
这就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那些青春期迟迟的老年人，来管束那些性发育提前了2岁左右的青年人的性活动，是不是有些荒谬呢？尤其是，还会有用吗？
2.性的秋天
人越老，性生活就越少，这是人们的常识。但是具体的情况如何呢？请看下图，说的是2015年的情况。
上图表明：在55-61岁的男女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性生活频率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最多一次了。可是也请不要忽视：即使到了55-61岁，也仍然有8%的男女可以保持每个星期性交3次或者更多。
如果反过来看，那么平均起来，人们到了多大的年龄，还可以保持什么样的性生活频率呢？请看下图，也是2015年的情况。
上图说的是：可以每天至少性交一次的那些人，平均起来是36岁，每个星期过1-2次性生活的人，平均是40岁，每个月最多有一次性生活的人，则是平均48岁。
这就提醒我们，人们平均起来的性生活频率，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尤其是，中国人在一生中的“性寿命”（性活跃时期），也比大家预计的要短得多。平均起来，刚到48岁，中国人的性生活就已经“退居二线”啦。
3.性的社会历史发展
以上说的仅仅是2015年的情况，可能有些令人悲观。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么情况就会乐观得多。请看下图。
从2000年到2015年的短短15年间，在18-61岁的总人口里，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人（每个星期至少3次）增加1.4倍，达到五分之一，应该说是非常多了。相应地，低频率的人（每个月最多一次）则减少60%，降低到仅仅五分之一，已经算是很少了。因此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整体性生活频率是明显地增加啦。
这显然不仅仅是由于生理因素的变化，因为对于14亿人这么大规模的总人口来说，任何生理因素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齐刷刷地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性生活的增加，主要应该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就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性化”进展。
它说的是：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和现象，与“性”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性无所不在”的局面。结果，“性生活很宝贵”这样的新观念也就日益普及，不仅在年轻人中间已经成为共识，而且中老年人也在奋起直追。
正是在这种新文化的耳濡目染和细雨润物般的渗透之下，人们才可能在生理因素没有大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性生活之中。
性的最后信仰
在历史上，我们中国人的性，时时处处受到各式各样的控制，大到法律、道德、习俗、传统；小到家庭、朋友、环境、时机等等。别说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切，就连足以改变其中一两项的人，恐怕也是寥若晨星。于是，我们所崇拜和追求的“性福”，其实只不过是“笼中凤凰”，区别仅仅在于笼子的大小。
但是最近30年来，中国的性革命风起云涌，至少已经在一部分人口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决和消解了以往的那些控制，性的自主与自由似乎已经喷薄欲出。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这样做呢？其实在目前，抑制着“性自由”的思想力量，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爱国主义，而是爱情，是那种自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深深植入中国人心中的浪漫情爱。
自从1991年开始，我就6次调查中国大学生的性关系与性行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提问就是：在性方面，无论你现在做到了哪一步，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究竟是什么阻止了你？答案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双方的感情还没到那一步；也就是说，爱情还不足够。尤其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占据主流。
与此相类似，在21世纪对于全国成年男女的三次调查中，已婚者中间所谓的“婚外性行为”，其实主要是“婚外恋”，是出于爱情才“出轨”。这其实不难理解：很多丈夫或者妻子，敢于不计后果，敢于承担后果，非要去做，恐怕只有爱情才能激发出这样的决心吧？
反过来看，所谓的“剩女”，其实并不是“条件太高”，她们最主要的动机是坚守自己的爱情标准，绝不迁就。就连在我们最近举办的“老年知性恳谈会”上，主流意见也同样是：可以无性，不能无爱。
总之，目前的多数中国人，仍然是：因为爱，才上床；因为爱，不上床；因为爱，无需床；因为爱，重搭床。
这就是“爱情至上主义”。把它归结为“性自由”，实在是太冤枉了。即使在那些看起来最自由的性活动中，例如“一夜情”，虽然爱情可能不够多，但是却足以对性行为多了一层筛选。
以上分析的是现状，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从价值选择上来说，该如何评价呢？
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对于爱情的幻灭”。
爱情当然好，但是它不仅可能是“可遇而不可求”，还可能是“月有阴晴圆缺”，更可能是“几人可得之”。例如在我们的调查中，已婚者觉得爱情很充分的人，只不过刚刚达到一半。那么另外一半的人该怎么办呢？虽然“心灵鸡汤”漫山遍野，但是终归会有一些人因为爱情太难，只得退而求其次，去寻求“性的快乐至上主义”。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样的人只会不断增加，没有任何减少的希望。
总之，把爱情作为性的最后信仰，虽然是现时中国人的选择，但是正因为它是最后的，因此必然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可惜，这样的预测，就连听我的课的大学生们也难以忍受。他们呼吁我：请不要剥夺我们最后的这一点点信仰！
可是，这究竟是一种宣誓，还是一种悲鸣？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转自潘绥铭的博客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主要是在连续的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中国性革命、性产业、亲密消费、性生活的内在矛盾等。他提出“全性”（sexuality）的研究范畴，主张在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中，在情境、互动与变化中，研究其现象及意义。他还主张：“全性”与“社会性别”（gender）是相互建构的、不可分割的。
